屈原与弘一大师（俗名李叔同）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有代表性的两个巨匠，也是千古文人中思想境界超拔的两颗璀璨星辰。孤高激昂的才情，成就了他们的文化艺术地位；深切的爱国爱民情怀和始终坚持正义的精神，铸就了他们非凡的人格和高尚的灵魂。然而，两人的人生终点却天地迥别，令人慨叹！
屈原，一生情系楚国，忧国忧民，几次流放皆不肯背楚而去，面对楚国的衰败，宁可怀石投江来结束自己满腔的哀痛，也不肯同流合污，苟活于世。他一生高洁却遗伤千古！
如果当时佛法已经传到中国，不知道伟大的诗人屈原是否还会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和抱负？他是否会多一份了达与超然，勘破世事无常，跳出无谓挣扎？或者化满腔热血为大悲菩提，以一种积极而又不悲不怨的态度投入到对自我与国人的救度中，而不是投入江水，千古流伤呢？
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古代文人，如屈原一样，空有一腔报国志，却郁郁而终者不知凡几。杜甫、李白、李贺、陆游、辛弃疾等等，无论他们在历史上怎样耀眼，怎样流芳千古，都没能跳出文人的捆缚。“学得文武艺，售与帝王家”是他们毕生所求。
他们所有安邦定国、济世救民的抱负还是以“求取功名”为人生坐标，一生都耗在仕途的挣扎和宦海的浮沉里。他们所有远大的抱负都在世事的迁变、无常与不遂意中夭折，且自身也在愁似春水的失意烦恼中不能自拔。陈子昂的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，道出了多少苍凉！
而少年即能写出“人生犹似西山日，富贵终如草上霜”的弘一大师却以其对人生的独具洞察力，走出了文人郁郁不志的苍凉，他将忧国忧民的情怀毫无滞碍地贯彻始终。
弘一大师说过:“无论如何，在我看来，佛教为世人提供了一条医治生命无常这一人生根本痛苦的道路，这使我觉得没有比佛法修行更为积极和更有意义的人生之路。”
1918 年春天的一个清晨，薄雾西湖里，两舟相向。弘一法师出家前的妻子问:“弘一法师，请告诉我，什么是爱？”
弘一大师说出一句浓缩的心语:“真正的爱，就是慈悲。”。在大师的灵魂深处从来都不是自己，也不是自己曾经的挚爱，而是——国民安乐，普渡众生。
弘一大师出家前，与那些爱国文人一样，报效祖国，为民效力。他选择了执笔为教的事业。然而残酷的现实，让大师发现自己同历史上太多的文人一样，陷入了无力改变现状，无力改变社会腐败的痛苦中。所幸的是，大师没有像多数文人一样颓废自弃不能自拔。孤高的灵魂在动荡的暗世里依然没有放弃求索，直至际遇佛法因缘，毅然决然出家。出家后的大师不似那种深山索居的出世高人，而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，始终贯彻自己爱国的抱负和予众于乐，拔众之苦的行持中。
1937 年，日本飞机疯狂轰炸厦门，大师即于墙壁写下“殉教”二字。不畏生死，始终坚持开堂讲课，还亲手书写了“念佛不忘救国，救国必须念佛”的中堂，并号召僧众:“我们佛教徒属国民一分子，爱国之心不当后人……”在大师的影响下，佛教徒成立了战时救护队，救治伤病员，掩埋死难者，大还把寺院变成收容所，安置灾民，并尽己所能供给灾民。
大师毕生修持，严谨自律，以身垂范，心地明净，终于在无私利他，救拔众生的过程中圆成了正果，于临终前三天写下“悲欣交集”四个大字。圆寂后，法体烧取舍利子一千八百多颗，舍利块六百颗，大师为自己的人生画下了圆满的句号。
回望弘一大师的一生，我们无法否认是佛法造就了一个文人的典范，成就了一个不朽的传奇。相比弘一大师的圆满，笔者更加哀痛屈原的遭遇。同处乱世，同样才情，同样孤高，同样爱国爱民，结局却迥别殊异！哀屈原之未遇佛法，不识世事无常，万法皆因缘之真谛，不识人身难得，面对世事沧桑而逃避轻生！
这就是两位文化巨匠之人生终点迥异的根本原因所在。
佛法揭示了宇宙人生与万事万物的真理。愿佛光普照，屈原的悲剧不再发生；愿所有文人都能远离面对残酷现实的无奈与沉沦，像弘一大师一样，以出世精神做入世的事业，以佛法武装自己，自救救他。
撰稿/篱菊半开
